南京雕塑协会：

2005年初夏，我有幸参加了在滇池之滨举办的昆明首届国际雕塑节，其中几件作品引起了我的兴趣:澳大利亚艺术家尼克·埃里斯的作品《睡美人·看山》，是张石凳和一张石桌，石桌上面竖立一幅雕刻的中国山水长卷，画中有诗:南窗日日看青山，岁岁青山不改颜。我问青山何日有?青山问我几时闲。

极简的形式融入中国文化的意境，绝妙的禅境足可以荡涤落座者的心灵。台湾艺术家孙士杰把一个放大到3m多长的熨斗放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作品传达的信息之人驻足良久、回味无穷。这两件作品都不是我们熟知的惯常的城市雕塑的模式，它们与环境相得益彰，与观者神交气往，其高妙却现于无形之中。

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城市雕塑一直是以独立的形态、主角的位置横亘在我们面前，大多肩负着沉重的使命，高高在上，给观众一种距离感;有些作品虽然尺度上、空间上与我们有所接近，但仍不能摆脱形式上孤傲的姿态和内容上的空乏肤

浅。大量的城市雕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个拼凑的“怪胎”， “红光亮”、“假 

大空”，看不到文化，看不到思想，更谈不到中国艺术的精神。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以新的观念和表达方式为特征的公共艺术，正逐渐取代城市雕塑的概念，愈来愈深入地渗透到城市景观之中。公共艺术作为“拿来主义”的产物，如何能够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如何融入中国的城市环境，成为每一个公共艺术创作者亟待研究的课题。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审美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中国的美学和艺术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民族风格。这种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在中国的传统艺术范畴里(如中国书画)得以传承和发扬，然而在影响更为广泛的公共艺术领域却难觅其踪。因此，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之融会在公共艺术的创作之中，必将对提升公共艺术的创作水准有所助益。

一、道法自然、无为而为--公共艺术与环境的融合

《道德经》云:“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着事物的本性而为之，便是法自然;胡作妄为、强加于物、矫揉造作都是反自然。目前国内的公共艺术作品，大多不是应环境而生，而是为了凸现政绩，把雕塑置于突出的、凌驾于人的高度，不仅与环境割裂，甚至与观众彼此分离。更严重的是，在国内城市景观改造的过程中，大兴土木，“翻天覆地”，一夜之间一座座美丽的城市诞生了，但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牺牲了城市原本的自然生态和城市的个性，造成“千城一面”的恶果。中国传统造园方法就讲究“师法自然、阴阳相谐”，然而目前很多城市为了装点门面，大建广场绿地，不惜代价从别处引进大树，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以生态的恶化为代价换来局部的“绿色神话”。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不是不为，而是尊重本性和生态，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公共艺术的创作与配置中，我们应当把自己定位于配角的位置，“无为而无不为”，主动地去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公共艺术不再是靠体量争取眼球，而是以与环境相融合为标准。公共艺术不仅仅是城市的闪光点，更是其中有机的一部分。它介入环境的方式不再那么突兀--不是做无谓的添加，而是以最少的介入去促成、去改良环境景观。

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当代公共艺术创作观念逐渐渗透到国内，户外装置艺术开始进入城市街道，声、光、电、水等这些新的材料和技术手段也开始在公共艺术作品中出现。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纪念碑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歌功颂德、大型叙事史诗般的作品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野。公共艺术不再是任何精神的图解，它本身就是精神的一部分。公共艺术开始强调一种既私密、大家又能够共鸣的经验，强调凝聚和分享大众的当下记忆。例如侯赛因·瓦拉玛奈施以艺术的方式将自己的一双拖鞋和长长的身影留在异国他乡的一个人行道上，让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变得如此不平常。公共艺术不再孤芳自赏于自身的美感，而是不断进入日常生活空间，逐渐变成人与人、人与环境互动的媒介，甚至转移为以游戏、互动为主要目的的公共行为。新加坡艺术家唐达武，将一个日常购物用的大篮子放大成巨大的尺寸，名曰《最后的购物》，这只大大的篮子，不仅仅挡住了一个换气口，也给路过这里的人们一种亲切的感觉;孩子们经常跳跃玩耍，试图摸到篮子的上部。公共艺术不再去改变什么，但是在公共空间中光线的调整，方向的导引，视觉的刺激，声音、气味的作用下，都可以使人感到精神的富足。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当大地艺术将一种原始的自然和宗教式的神秘与纯净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使我们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和净化，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西方当代的公共艺术创作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精神有了某种暗合，达到了“物物相谐”的境界，身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国内公共艺术家们，不能还在既往的创作方式里呓语了。

二、心物相化、道通为---探寻创造的自由境界

公共艺术具有公众性，但是公众性不是普及性，不是大众化，而应该以思想内涵、艺术境界为基础。我们也不能把“看得懂就是好的美的”作为判断公共艺术美丑的标准。老子认为“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2，即主张应该摒弃虚伪浮华的形式，转而追求内涵丰富的意蕴。单从外形看上去美，只是视觉的、直觉的、感性的美，而艺术美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震撼，有着理性的接受，这才是艺术的真谛。要用高层次的公共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们对环境艺术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水平，就必须要取得公共艺术创作内涵上的升华，这就给公共艺术创作者的审美层次和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艺术教育太过侧重技术的训练，对文化的认识大多浮于表面，更不要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夸张地说，目前甚至连基本的审美也缺失了。尤其是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不像其他画种的艺术家还可以静坐禅思，而是一直投身于工程建设的第一线，大多无暇顾及文化素养的提升，慢慢也没有了再学习的欲求。我觉得这才是造成我国公共艺术创作水平不高的关键所在。很多人谈到国内的公共艺术建设，总是在抱怨“长官意志”、机制不健全等外部因素。这种抱怨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细数国内的公共艺术作品，由专业艺术家创作的也不在少数，有多少作品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了呢?如果赐予我们一个宽松、合理的外部环境，我们是否做好相应的知识和素质准备了呢?笔者所在的城市杭州，也算文化发达、艺术繁荣的现代都市了，竟也未能看到几座让人满意的公共艺术作品。

不得不承认，我们大多数的艺术家还是以工人的方式在劳作，为数不少的艺术家在文化素质上还近乎文盲。我们的雕塑家把西方地道的抽象语言变成了恶俗的中国模式,随处可见图解、雷同、拼凑的雕塑;很多貌似表达传统文化的作品，其实并非是文化深层的表达，只是拿来传统艺术的名义、符号和皮毛招摇过市而已……我们不仅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东方文化。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以纯朴、恬淡、自然、天真为取向，讲究含蓄、传神、意境、气韵，我们几无接受。有人说:孔子是道德大师，老子是智慧大师，当代公共艺术创作中更多的是运用智慧，而不仅仅是熟练的技术和体力的投入。如何汲取先人的智慧，充实我们的艺术头脑，应该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老子》一书提出了许多与审美活动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范畴，如美与恶(丑)有(实)与无(虚)、工(巧)与拙等。庄子云:“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3这种至美至乐的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将渺小的人、短暂的生，融通于宇宙万物之间，穿越时空的界限，自由自在地畅游于无垠的广袤世界，同时也使人的生命驰骋于时光的无垠。所以庄子通过“游”的自由驰骋而成就了艺术的人生，也就是“游心于物”。心物相化，道通为一，这是庄子审美体验的最高境界。庄子以审美化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而其对人生的追求，其实就可以看作一种审美的追求。这种艺术的境界，也正是艺术家所应该追寻的。

要达到生命与审美的自由境界，必须要有一种“忘我”和非功利的态度。抛弃功名利禄等现实的诱惑，无牵无挂。这样才能以一种空名无碍的心灵去体悟大道的万千气象，才能达到“凝神”的精神专一、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境界，如此才能达到创造的自由状态。道家所追求的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和状态，庄子称为“逍遥”，即不受世俗的名、利、礼教的约束，远离凶险，获得旷达自得的生活。由此我想到了同样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的杜尚。杜尚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他的生活尽可能地摆脱了一切束缚，因此他把人生变成了艺术，因而获得了充满创意的生存状态。心灵的自由使他专注于精神的探索和思考，由此也获得了艺术的自由境界。他的艺术把我们从视觉美的天地领进生命美的天地，给人们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无染无碍的自由境界。反观国内的公共艺术家，已经被金钱利益熏得晕头转向。没有对人生的体悟、没有对艺术的追问，怎么可能进入艺术的境界?怎么获得对世间万象的感悟呢?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不注重现世的美丑的辨析，不高扬现世人格的独立与完善，多从审美活动的精神状态入手，体察生命的自由。他们都深刻地把宙美现象与追求自然的人生态度联系起来，在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的融汇统一中把握美与美感。他们的美学思想，于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趋向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可以给我们的创作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尤其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促进具有东方特征的公共艺术创作提供源头活水和智慧源泉。

南京雕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