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的雕塑面临着大的历史转型，从城市雕塑向城市公共艺术转型，这一点雕塑界在2013年通过许多的研讨已经有了一些共识。所以像大学生跟城市的结合、对废旧工厂的材料利用都是迈出了第一步，他们现在是集中式的创作，将来就会为城市发展而创作。中国雕塑向公共艺术转型有很好的历史意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说到。

　　“现在我们要重新考虑城市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节点是‘中央城镇工作化会议’，总书记提出要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这些话都具有强大的暗示性，使得我们对城市文明的关系进行反思。”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看来，这样的反思急需制度的创新，“从观念和创新角度来说雕塑更加偏向于当代艺术，城市和雕塑的关系，公共艺术正在取代传统艺术。意味着今天的制度创新更多是需要解决公众资源和民间资源如何在城市领域中对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介入公正性的问题，这一切都是有赖于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探索。雕塑从内部角度在扩充领地或者不断用新的语言当代艺术化，在城市角度必须要在更大的层面上符合公正性的需求。”

　　雕塑的边界：回归本体和面向未来

　　此外，2013年的雕塑仍然是突破边界的年度，最活跃的活动出现在跨界、突破边界的展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说到：“最近深圳雕塑院在广场上做的雕塑，把大量工业废料对人类经济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又对整个人的生态和整个城市的发展有一种威胁，这种表达、制作都是很有创意的，把电子垃圾怎样和死亡数字结合，这里边结合是对社会的一种警惕和批判，这都是用微叙事的方法。比如填海要地造成生态上的危机，艺术家做的东西是很小的，虽然一只鸟但是它的意义和当地的城市生态、生存状态的危机发生关联，具有批判精神，这方面都是微叙事。”

　　近几年，雕塑的边界一方面使内部产生突破，另一方面也受到外在的压力，什么是雕塑和当代艺术这样的界定越来越不容易。“这样的结果导致年轻艺术家正在寻求科技对雕塑的突破，包括数字技术、声音技术各方面的技术。在大同双年展，上海的一些展览也看到，你无法区分什么叫雕塑，他们做了很多声音装置事实上是雕塑，但是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说到。

　　鲁迅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教授霍波洋曾尝试把雕塑系学生分为两类：人文视觉形态班和科学视觉形态班。他在自己的教学中找一些“搞科技”的人给科学班的学生上课，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学生能做出非常棒的当代科技雕塑，但同样也有人提出来这样的雕塑缺少人文性。“当然有争议，但它反映了科学技术对雕塑的渗透这个不争的事实。至少他在尝试。我们一致认为真是有偏人文和偏科学两种取向，感性和理性，霍波洋作出这样的教学实验，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雕塑界如何有一个应对和想象未来的能力?”孙振华说到。

　　多年以来，雕塑艺术家唐尧都在思考如何让科技和雕塑艺术无缝对接，在他看来，科技和艺术之间仍然有着一个很大潜力的发展空间。“我是学理工出身的，看到科技那边有很多成果略微引到艺术这边来就显得很有意思，艺术这边略微带到科技那边去，科技就显得非常有文化色彩，但是两边就是带不过去，中间一个墙就这么隔着。我还曾经想过把我上的那个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央美院搞一个合作项目，这边化工的成果这边来用，美院的东西带这边来用……”

　　“开始我觉得雕塑界受到装置冲击比较大，我就特别想把雕塑转化为当代艺术。这两年我反而慢慢又保守了，我希望雕塑本体的东西多做一点。后来看到美院的一个展览，还有常青画廊做的雕塑展，雕塑作为传统语言从形体出发，确实和装置有不同之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在当代是有一种存在的可能性，确实有不同的味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博士刘礼宾提到自己在和雕塑家聊天的时候，雕塑家做的装置和一般艺术家做的装置是不一样的，雕塑家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雕塑语言的在场，“纯粹作为雕塑来讲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没有一种可能性，现在特别需要集中式，也不是保守，守住一个本体以后自发演发的可能性。”刘礼宾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