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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这个词在字典中的解释其中一条是指“边界上险要的地方” ,“关塞之置, 内以察奸佞,外以御寇敌,大易所谓设险守国者也。”在古代边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防止敌人进攻,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云冈研究院为了保护石窟防止风化,在石窟顶部做了防渗工程。2008年通过钻探发现山顶部有一大片遗址区,遂进行抢救性发掘,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如绳纹陶片和骨角器等。遗址中除了大量的灰坑外,无其它遗迹现象。对于此遗址的性质,根据文物遗存特点,应为战国时期一据点遗址,再结合史料,与史书中记载的武州塞位置相符合, 所以在此对这一古老的边塞进行一些探讨。
武州塞是山西北部一处很著名的关塞,它在战国秦汉时期抵御北方的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武州塞的具体位置,史书中并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区域范围,只是很模糊地说明在晋北一带,所以最终造成一些争议。目前,关于历史上武州塞地理位置的认识有以下几种观点:
1.武州塞在马邑。《水经注》引《晋太康地记》: “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 干宝的《搜神记》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都对这一说法有所提及, 由此,有人认为马邑即是武州塞的位置,马邑城应在武州塞的范围之内。
2.武州塞在左云。此种观点从清代《山西通志》中得来,“左云县:秦武州塞地,汉为武州县治,隶雁门郡。王莽改曰桓州。”所以后来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的左云县城就是武州塞。
3.武州塞在云冈。这种观点与云冈石窟有密切关系,《魏书》 中对云冈的开凿有这样的描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 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所处的山脉为武州山,石窟前的河被称之为武州河 (川) ,云冈石窟曾经也被叫做武州山石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所以云冈和武州塞有了密切的联系。
4.武州塞在今五寨 。《辽史》中有“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及至后来的史书记载中部分认为武州塞即此地。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我们无法分辨出武州塞的具体位置,可谓各有各的道理,众说纷坛。先抛弃这些纷争,我们可以试着一点一点地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再结合当今的考古发现,也许会解决这千年来的争议。追根溯源,从武州塞建立的时间说起。
一,武州塞设立的时间
武州塞设立于何时?对于武州塞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元光元年王恢诱匈奴单于入武州塞的事迹。及至后来的史书中均有所提及,但对其年代的设立并没有说明。《辽史》中记载为赵惠文王时期所置,“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州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关于赵惠王置武州塞一说因为在其他史书中并没有提及,所以该种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然而,《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中均引用《晋太康地记》中的说法“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史记正义》 中也引用此说。《史记 · 高祖本纪》 中也有“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的记载 ,这说明马邑在西汉之前已经存在。综合从这些只言片语的记载分析可知,武州塞应该设立于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
武州塞所处地理位置属于雁北地区,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国的国境范围。赵国对雁北地区的开辟始于赵武灵王时期,“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 自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武州塞即是当时雁门郡的辖制范围。
二,从史书中的探讨
武州塞因武州山而得名,史书中对此关塞的记载还是很多的,但大多是间接提及,很少正面讨论。最早提到此关塞的即是《史记》。《史记 · 匈奴列传》 、《史记 · 韩长孺列传》均有记载,另外《汉书·窦田灌韩列传》和《汉书· 匈奴传》 中也均提到了武州塞,而且这几处记载均为同一件事情,即汉武帝元光元年王恢诱匈奴单于入武州塞的事迹。
《汉书 · 窦田灌韩列传》 中对此事迹记载的稍详细:单于爱信 ,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视单于使者为信,曰: “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 ”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 诸将皆属。约单于入马邑纵兵。王恢、李息别从代主击辎重。于是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觉之,还去。语在《匈奴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 ,汉兵追至塞,度弗及 ,王恢等皆罢。
到了北朝时期,北魏平城时代,其都城平城即今大同市,与武州塞的位置较近。《魏书》和《北史》中均有关于武州塞的记载。这两部史书提及武州塞的同时均提到了武州山石窟,也即是今天的云冈石窟。
《魏书 · 释老志》 中记载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昙曜白帝 ,于京城西武州塞 ,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魏书 · 显祖纪》中:秋八月,(慕容) 白曜攻历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 皇子宏生,大赦,改年。
《北史 ·魏本纪》中记载了孝文帝时期的几次巡幸武州山和武州山石窟寺:(延兴) 五年 春…… ( 五月) 丁未,幸武州山。
(太和元年) 五月,车驾祈雨于武州山。
(太和) 六年,( 三月) 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衣服。
《北史·齐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十二月,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神武帅众迎之,出武州塞,不见。大猎而还。
到了隋唐时期,武州塞作为一地名被继续使用。《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关于武州塞的记载。
《隋书 · 音乐志》 中有一处涉及武州塞的音乐作品记载:第十五 ,汉《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尽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将出征,平殄北荒,灭其国也。
《旧唐书 · 地理志》 中有一处涉及武州塞的记载:善阳汉定襄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为善阳县。
马邑 秦汉旧名,久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
《新唐书·循吏列传》中有一处武州塞作为军事要塞的描述:卢钧节度太原,表宙为副。是时,回鹘已破诸部,入塞下,剽杀吏民。钧欲得信重吏视边,宙请往。自定襄、雁门、五原,绝武州塞,略云中,逾句注,遍见酋豪,镌谕之。
到了辽金时期,武州塞的边防地位仍十分重要,《辽史》和《金史》中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记录。
《辽史·地理志 · 西京道》 中有武州条: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州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後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
《金史·地理志》中仍然有武州的专门记载:武州,边,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军。 户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一。县一:宁远 晋故县。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该区域的军事地位仍十分重要,不过,边塞逐渐成为长城和堡子等防御设施。
从这些史书中看,武州塞作为一处边塞重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在这很长的历史阶段,其名称也出现了变化。两汉时期,武州塞之名还是统一的,但到了汉后北朝时期,武州衍生为“武周”的现象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我国的正史中,除了《旧唐书》,武州都写作“武州” ,但在一些历史地理书籍中,“武州”与“武周”同时出现。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类书籍,它对后期的历史地理书籍和地方志有重要影响。《水经注·㶟水》对武州塞周边武州山和武州川水有很详细生动的描述:
如浑水又南,与武周川水会。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 北流迳武周县故西,王莽之桓周也。又东北右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东北流,圣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周川,又东历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
…… 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 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 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 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苑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又东注武州川,迳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
…… 桑乾水又东南流,水南有故城,东北临河,又东南,右合漯水,乱流,枝水南分。桑乾水又东,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迳 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南 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东流,右注桑乾水。
……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县以大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周塞。
从《水经注》 中可以发现介绍同一件事物时出现了“武州”和“武周”相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以后的历史地理及方志书籍中都有出现。然而,历史地理中对此记载较详细,但这种详细的记录使得这种争议渐渐明朗化,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模糊性。
明代纂修的《山西通志》把武州塞与武州山的关系分割开来,武州山与武州川均写作 “武周” ,而武州塞仍为“武州” ,此“武州”与“武周”似是指两个事物,不再是《水经注》那样的同种事物混淆。
武周山,在大同府城西二十里,武周川水出焉。
武周川,出武周山西白羊山溪谷中,引为石渠,流经府城南十五里,东南合如浑水,故又名合河,入桑干,一名黑河。
武州城,在岢岚州北一百十里,朔州西一百五十里。周围五里二百步,本赵武州塞。
到了清代,这两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在了不同的历史地理书籍中。
清代纂修的《山西通志》中认为左云县为武州塞地,且武州塞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不是一小块儿地方。
“左云县——秦武州塞地,汉为武州县治,隶雁门郡。”
“武州塞为今朔平全境。《晋地道记》:秦人筑城武州塞内,名马邑城。此在府南。《魏土 地记》:平城西三十里有武州塞 口。此在府东。《水经注》:羊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 此在府北。汉元光二年,王恢诱匈奴入马邑,遂入武州塞是也。《辽史》 以为赵惠文王置塞, 虽无可证,要其立县不始于汉,而 自东汉县城南徙,历代不复经营,城邑之可考者寥寥也。
旧《志》 以县在汉为陶林、沃阳、马邑三县境,北魏为善无、 沃阳、参合三县地,无大参差, 而竟不知即为武州故县。又谓唐会昌中于北齐紫河镇置宣德县,左云地得其半。案:以宣德为唐置,《辽志》云尔,其故城在大同西北八十里之拒墙堡界,连助马路,即金、元之宣宁县也,亦非隋紫河镇。”
《光绪怀仁县新志》也支持清《山西通志》的观点。“其水又东流 ,注桑干河。蓋古武周塞,地势辽阔,盘踞数千百里,北至大同之武周川,南盡怀仁之黄花岭北。诸水虽支泒各别,而均谓之武周塞水。”
然而,《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武州塞却有另外一种观点,与明代《山西通志》相类似。 “武州城,朔州西百五十里,南去岢岚州百十里。战国时,赵之武州塞也。汉为武州县,属雁门郡。武帝元光二年,王恢诱匈奴入马邑,匈奴遂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知汉有伏兵,还出塞。后汉末,县废。后讹为武周。魏主焘破柔然,高车、敕勒诸部皆来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 自武州塞以西,谓之西部,以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崔浩曰: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盖非汉之故城也。《续通考》:善阳县有武周塞,辽于此置神武县,盖因后魏神武故城而名,属朔州。重熙九年,置武州治焉。亦曰宣威军,金人省县入州,元因之,明初废。其故城周五里有奇,镇西卫分军戍此,为屯留堡。《志》云:武州有八馆地,辽置馆舍于此 , 因名 。宋靖康初 ,夏人因辽人内侵,乘虚画取河外武州等八馆地, 即此。”
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雍正朔州志》和清代的《云中郡志》。“武州城,在 (朔州) 境西,本赵武州塞,汉为雁门郡武州县,晋改县曰新城,后唐李克用生神武州即此,辽金为武州。”[28]“武州城:朔州西一百五十里,本赵武州塞 ,汉改为县,属雁门郡。晋改为新城,后唐李克用生此。金为武州,治宁远县。”
纵观武州地名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可知,在辽代之前,武州的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史记》、《汉书》、《魏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载的武州塞都为同一处地方。《辽史》和《金史》 中武州所在地宣威军则与之前的武州不同。辽金时期的武州在今山西五寨县,与之前的武州塞差距较大。然而,一些史书和方志提此武州即说为故武州塞地 应是被地名误导所致。
武州作为地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历史上仍在不断变化着。首先是“州”被讹为“周” ,这种文字上的改变似乎是武州演变的源流,直至今天,原来的武州山和武州河仍被写作“武周山”和“武周河”。
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其他地方相继被取名武州,这种状况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明显。这个时期山西繁峙、湖南常德等地均被叫作武州。如《隋书.地理志》 中“有东魏武州及吐京、齐、新安三郡,寄在城中。”[30] ,此武州即今繁峙。《陈书.世祖本纪》中有“甲子,分荆州之天门、义阳、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领武陵太守,治武陵郡。”[31]此武州为今常德。唐朝时期曾改武都郡等地为武州,河北宣化也被叫作武州,《辽史.地理志》有这段记载“归化州,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名。 ”[32]可见当时地名变化的反复无常。从史书上看,尽管武州地名变化无常,但武州和武州塞是分开的,武州塞仍为以前的关塞,地理位置并没有变化。
第三,到了辽金时期,在武州置宣威军、刺史,此时的武州在今山西五寨。此时武州地名仍然在变化,但武州塞的位置开始有了改变。《辽史》 中记载武州的同时也认为武州为故武州塞地。这种改变开启了后来关于武州塞地理位置争议的先河,所以后来的史书和地方志中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甚至相互杂糅。
图1、 图2:左云县张家场乡境内的汉长城遗迹
图3~ 图5:左云古城村遗址散落的陶片
图6:左云古城村遗址南北向的墙体遗迹, 图7:左云古城村遗址
图8:云冈顶部全貌 图9:云冈石窟窟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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