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的城市雕塑经常被指斥为没文化，与艺术无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太多“雷人”的城雕出现，城雕沦为艺术垃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浪费巨大公共资源的城雕不能满足公共需要，这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不应承受的公有物悲剧。

    城雕到底为什么会缺少文化境界，缺少艺术品位？这个问题，其实与中国当下文化艺术出现泥沙俱下的原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是因为，城雕的本质，也就是文化艺术，是一种精神表达和大众审美的载体。而且，城雕与很多过度强调自我的艺术样式还不同，它本质上属于公共艺术，必须体现公共精神，来让人从中感觉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与历史记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城雕，根本不具有起码的公共性。除了掉进少数所谓艺术家远离时代现实的虚幻想象，更多原因，也还是来自于权力与体制的不良干预。

    在我们南京雕塑厂看来，公共艺术离不开两种保证，一是从作品题材和主题价值，都应该强调公共精神，都应该注重与城市人群进行关联，来最大程度地介入现实社会；二是这种艺术的产生，绝不仅是艺术家个体的事，更不能是权力的拍脑袋工程，而是一个全社会进行参与的事。比如，一些在公共艺术方面具有成功经验的国家，对城雕这样的艺术产生，会通过听证会环节，进行系统的论证，让公共话语权参与进来。

    然而，在中国，城雕离现实生活太远了，离公共情怀也太远了。一些城市建立起来的雕像，艺术品位之低，令人震惊。比如，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福塔”的广场前，一座“小猪雕像”就被网友斥为“流氓猪”。这样疑似的色情城雕在很多城市都出现过，从中也根本看不到任何艺术审美，更别谈公共文化精神了。除了艺术品位低，城市雕像还普遍远离现实，沦为一种花架子工程。近期引起强烈关注的，就是湖北襄阳市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大战”为原型，拟斥资百万建“射雕情侣”雕像。

    中国的城雕对不起这个特殊的国家与特别的时代。中国无数的城市，都经历过历史与现实的激荡，都能将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赋予在太多人物和事件之上。比如自由，比如正义。然而，我们的城雕却流俗到以情色吸引公众眼球的地步，甚至沦落到虚构的情境中来满足旅游经济的需要，这又是怎样的可悲与可笑？这种没有公共审美与公共情怀的城雕出现，不仅是艺术的悲剧，还是公共管理的悲剧，更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公民话语权的尴尬。

    我曾通过很多途径看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城市雕塑，那些能够打动我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展示这些国家走向历史进步的伟大选择，而这种进步也都体现着人类诉求的共同价值，比如自由，比如正义。

    记忆中最打动我的城雕，与葛底斯堡有关。1863年盛夏，美国内战的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猝然相遇，血战三日，伤亡五万。这场惨烈的战役成为南北战争的转折点，北军从此转入进攻，很快结束南北战争。葛底斯堡从此被赋予成一块为自由而英勇献祭的圣地，这场战争中太多人和事，也成为自由正义的象征。后来，葛底斯堡建成国家烈士公墓，在国葬典礼上，林肯发表了那篇不朽的演说。在今天，在葛底斯堡，有太多相关城雕，都在诉说那样改变历史的伟大记忆，都在表达着为他人争取自由才能为自己争得更大自由的公共情怀。那些城雕，深厚的文化价值与艺术境界，说到底，也就体现在“公共性”之上。

    公共性当然不是要简单迎合公众，甚至不惜用庸俗媚俗的表现形态。城雕的艺术公共性，不能像赵本山在央视春晚上那种以调侃别人的低智商来获得满堂彩，也不能像小沈阳在一些场演绎的东北二人转那样艳俗无聊可以让很多人群起哄笑。这种公共性，最根本的体现，还是在公共价值表达之上。这种公共表达，关键就在于公民精神的营造，公共责任的传递，以及公共情怀的展露。这些精神、情怀和责任，说到底，都应该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具有人文情怀。

    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城雕的公共性，来提供公共审美，表达公共精神，就绝不能让城雕成为某个艺术个体的呓语，也不能成为简单实现旅游经济的驱动工具，更不能成为某个权力打造形象工程的需要。城雕是属于城市的，属于公众的，它必须是基于公共话语权之上的公共精神表达。离开这一点，城雕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